作为十万名中国海关关员的一分子，我直到最近才了解海关的这位先贤与前辈，实实在在是孤陋寡闻，不学无术了。

       纵观他的人生轨迹，整整跨越了三个“历史时期”：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其间，不管是幸运女神的青眼相加，抑或虎狼之师的监狱皮鞭，他都宠辱不惊；无论是风霜雪剑的峥嵘岁月，还是波诡云谲的动荡时局，他都安然度过。他从一介草根直到成功登顶，演绎了一段海关传奇。

       他就是丁贵堂（1891—1962）,辽宁海城人,北京税务专门学校毕业。长期在海关工作，曾任总税务司署副总税务司、上海浚浦局局长等职。1949 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任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副署长、对外贸易部海关管理局局长。1951年加入民革命委员会 ， 任中央委员。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62 年病逝于北京。

       其传奇经历如下：

        其一，一介草根。

　　丁贵堂1891年11月18日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一个农家。幼年时代，祖父发现他聪明好学，智慧过人，就下决心即使贫寒也要集全家的收入送他去读书。先上私塾，后来在家乡上小学和奉天（今沈阳）高等学堂。19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开始在奉天新建的东关模范学校任教。1911年春，去奉天报考了政法学院和北京税务专科学院。五年后，从北京税务专科学校毕业，被派往安东海关任见习生，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海关生涯。丁贵堂的祖先一家也是从山东千辛万苦地闯关东来到奉天的。他们那一代的硬汉品性，完全是闯关东时期练出来的，他们热情豪爽，不怕困难，不向强暴低头。

　    其二，团结斗争。　

       丁贵堂由于中、英文都强，工作又勤劳能干，从见习生很快就逐级上升。1919年他被调到北京海关总署任帮办。1927年调到上海海关任汉文秘书。1928年升任汉文科税务司，是“自有海关以来，华洋关员升任代理副税务司最早最速者”。丁贵堂的成功绝非偶然。除了他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孜孜以求外，也与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式微及当时历史背景有关。当他初出茅庐甫入海关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协约国关员离职返国，而德奥关员大受排斥，海关总署不得不提拔华员以资补充。丁贵堂顺利纳入轨道后，其一心奉公、胸无城府的鲜明个性反而使他在错综复杂的人事纠纷中浮出海面，更有幸成为各种势力消长、矛盾平衡的产物，脱颖而出。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再次使大多数洋员卷入其中，大批外籍关员或被俘或回国参战，给海关华员提供了有利机遇。一批华员开始主持关务行政，并逐渐升迁至一些重要岗位，丁贵堂能将海关开关以来华员所得的最高职务收入囊中，实乃因缘际会。

       虽然升级很快，他看到海关大权完全掌握在洋人手中，心情郁悒而愤慨，总是盼望着能收回海关的主权，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所以当他升到税务司之后，就开始运用自己的职权向洋人进行了一系列斗争。他首先组织成立了一个海关的华籍关员俱乐部，里面有打台球、打乒乓球的场所，有餐厅，还有一个可以开会、演戏、看电影的大厅。通过俱乐部的活动，团结了广大中国关员，让中国关员在业余有个谈心娱乐的场所，虽是一件小事，却是海关里从来没有过的。海关外籍关员的工资远远高于中国关员，还有中国人没有的各种福利津贴。他联合了总税务司署的中国关员向洋人交涉。经过激烈辩论，终于争到平等的工资和房贴、煤贴福利待遇。他又组织海关中国员工联合会向洋人提出“提高职权、改善待遇”的要求。得到广大关员的坚持，据理力争，当局终于被迫把几位工作很有成绩却长久得不到提升的中国关员升到税务司的职位。在一次参加关务署在南京举行的“海关关制审查会议”上，丁贵堂为挽回中国关员的行政管理权和提高待遇的问题，同其他中国高级关员一起，与洋人辩论得面红耳赤。最终还是通过了中国关员与外籍关员原则上有平等的权力和地位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洋人的霸权。他在会上还提出：今后，一切海关事务必须由上级关务署同意后，方可执行。他还坚持海关的“报关单”和其他统计报表上，都应该加列中文，打破了海关单据全部用英文的惯例。维护了中国关员对海关的管理主权。

　　 其三，仕途多舛。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媚外政策，海关里的外籍官员总是飞扬跋扈，不把中国关员放在眼里，丁贵堂的主张和做法经常受到他们的干扰。例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为了要给日本关员岸本广吉腾出位子，就派时任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的父亲出国考察。丁贵堂无奈，只好在1935年春，以欧美关政考察特派员身份去欧美几个国家考察了半年多。又如1943年美国人总税务司梅乐和退休离职，丁贵堂被委派为代理总税务司。这意味着中国关员可以执掌海关的主权了。但是，昏庸的国民党政府又委派了美国人李度为总税务司，派丁贵堂到新疆去建设新的海关，他于1944年去新疆，先后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塔城、伊宁等五个城市设立了海关并且承担了这五个海关的税务司。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又派丁贵堂任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负责接收京沪区的海关，并让他兼任江海关税务司和浙江海关税务司以及上海浚浦局局长。但是一年以后，李度又委任白立查为江海关税务司，调丁贵堂回总税务司署。

　　其四，捐资抗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丁贵堂对家乡东北的沦亡极为痛心，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万分愤恨，决心要以各种方式支持我国军民的抗日斗争。1932年春“淞沪战争”时，丁贵堂对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战十分钦佩，不仅自己大量捐款，也发动中国关员们捐款，还通电号召各地海关中国关员捐款。在他的倡议下，全国海关中国关员从1933年起，按月捐献薪金的5％，以一年为期。他们又先后支援了东北义勇军和冯玉祥、吉鸿昌、宋哲元将军在华北的抗日部队，还协助了阎宝航领导的救国会，宋庆龄和斯诺、艾黎等创导的“工合”运动等。他还带动海关中国关员，开展多次临时捐款。1937年全面抗战后，他请阎宝航交了一万元给八路军办事处。以后又捐出二万元支援新四军。他与海关中国员工共捐款五万元，支援抗战和救济难民。

　　其五，支持抗战。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海关总税务司署曾将华北日本侵略军进出山海关和长城各口岸的详细情况密报给重庆的国民政府。日本宪兵队认为这是“间谍行为”，在1942年3月底逮捕了丁贵堂及海关另一名税务司张勇年。经过了一个月的审问辱骂、殴打，丁贵堂不屈不挠，始终不承认是“间谍”。日本宪兵队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只得将他释放，但仍在暗中严密监视。丁贵堂出狱后，以旧病复发为名回东北老家养病，不想再受日本人欺凌，在好友帮助下，冒生命危险，穿越日本人的封锁线，辗转周折，终于抵达当时的陪都重庆。

　　其六，接管海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财政部任命丁贵堂为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专员，同时奉命接管上海总税务司署及江海关。此时李度尚未莅沪，“所有大小事端，皆仰丁贵堂一人担当”。他不仅要处理上海总税务司署及收复区各海关事务，还要接收原海关财产档案、敌伪码头仓库，用废寝忘食形容也毫不为过。当然，其卓著的接收成绩得到各界的好评，为此，财政部1946年5月25日颁令，给丁贵堂记大功一次。而当时的许多接收大员多有中饱私囊的行为，对此丁贵堂深恶痛绝，公开进行抵制。光复后的上海滩百废待兴，公司之多如过江之鲫，而其中名气最大的莫过于专做进出口买卖的扬子公司。其总经理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孔祥熙大公子孔令侃。1947年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第二年，蒋管区市场物价暴涨，马口铁奇缺。孔令侃见有利可图，就从美国共和钢铁企业搞到一批马口铁原料，准备运进国内抛售，大发国难财。马口铁原料是专控物资，严禁擅自进口，江海关于是拒不签发进口许可证，不予放行。这可惹恼了孔大公子，他以“降低物价、扶持工业”为由，与海关当局大打笔墨官司，同时利用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发动说客去说情，多方施压，终于，丁贵堂抗不过其强有力的后台，只得放行。但这件事对丁贵堂触动很大，使他更加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本质。

       其七，走向光明。

       丁贵堂秘密地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而且立了一件大功。1949 年 3 月，丁贵堂为祖国的统一及中华的振兴，顺应历史潮流，决定留在上海起义。夏衍老人回忆说：“1948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陈琼琨忽然从上海秘密到香港，到《华商报》来找我，说他是得到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的同意，特地到香港来找共产党的。他说：上海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一百多年的档案，有一批可观的库存和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国民党政府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十分必要。我问陈有没有把握？他说丁有威信，为人正直，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只要有丁关长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我立即向潘汉年报告，他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很快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明确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很快就解决了。知道这事的只有潘汉年、许涤新和我三个人。上海解放后，许涤新（他是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就和丁贵堂接上头了。”

　　李正文同志在《丁贵堂在上海立功》一文中详细地叙述了从1941年9月同丁贵堂结识起，就感到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深感中国海关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一直等待中国出现一个为人民办事的开明政府，收回海关主权，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他通过丁贵堂的挚友兼同事孙恩元，经常同丁贵堂保持联系。

　　“1948年下半年，根据上海局的决定，我和孙恩元同志商量，请孙正式向丁提出党组织对丁的希望，直接参加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请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设置障碍，或制造借口，阻挠蒋介石从大陆向台湾运输军队和物资，特别是在船只调拨、让开航路、码头装卸等方面，不要让贵重物资（早已被蒋介石从各地运来上海堆积如山）被国民党政府出卖给外国。1949年3月，我又通过孙向丁提示，希望他不仅自己不去台湾，还要宣传海关工作人员都不去台湾，坚守岗位，坚决保护海关财物，在解放军到来时全部完整地献给中国人民。”

　　“1948年春，上海海关总税务司李度逃离上海，海关的大权就掌握在丁贵堂手里，他就可以向所有的海关工作人员发号施令了。那时，上海地下党海关总支秘密发动群众，保护关产，上下默契配合。于是，海关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回到了人民手中。国民党政府曾从台湾先后三次严令丁（当时他兼上海浚浦局局长）把最好最大的‘建设号’挖泥船开往台湾，丁假称该船亟待修理而留了下来。他同蒋介石的物资抢夺战相当激烈，也可以说是解放上海战役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此举惹怒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汤恩伯以拖延执行征调海关船只命令为由，下令逮捕丁贵堂。此时恰逢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丁贵堂因汤恩伯仓促撤离幸免于难。上海解放前的那段日子里，海关所有大小关员都很关心丁贵堂的去留，丁贵堂就毅然宣布自己决定留沪。这个决定使全体关员欢欣鼓舞，丁贵堂并且立即电令全国海关：“不得撤退，不得运走档案，不得汇走税款。”这些措施保证了解放后能够顺利地协助上海军管会接管海关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和浚浦局的全部机构。

       1949 年 5 月 25 日清晨，巨幅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在江海关大楼迎风飘扬。丁贵堂领导总税务司署和江海关（包括浚浦局、港务科、检疫所等）工作人员起义。承载着悠久历史的珍贵海关档案、数额可观的库存得以完整保留，富有经验的海关员工在丁贵堂的带领下，积极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关建设。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称赞丁贵堂“立了大功”。

      其八，参与建国。

　　上海解放后，丁贵堂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1949 年 9 月，毛主席热忱地接见他并亲切地称呼他为“丁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海关管理局局长。之后，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委员。解放后，丁贵堂知道了他的许多好友都是地下党员，他很快乐。1950年，他就把海关总署的人员和自己全家搬迁到北京了。组织上安排他和海关总署署长孔原同志，住在北京台基厂一号院。两家各住一幢小楼。孔原同志是平易近人的一位党员领导。他和丁贵堂来往频繁，相处十分融洽。丁贵堂很快就向孔原同志提出入党要求。孔原很高兴，一方面鼓励丁贵堂，一方面劝他要多提高对党的认识，加强党性锻炼，将来一定会如愿。丁贵堂听从孔原同志的话，一方面主持海关的建设，不遗余力，一方面努力学习党章党纲。1954年和1959年，他还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和第二届代表。

       其九，高山仰止。

      丁贵堂晚年患了糖尿病，影响视力，不能多读书、看报、看文件。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工作，他坚决要做眼部手术。不料手术后由于护理的疏忽，造成了血栓。1962年11月21日晨，他正准备出院回家时，突发肺动脉栓塞，抢救不及而离世，终年72岁。他的骨灰，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高崇民同志在《挽老友丁贵堂》的挽词中写道：“在旧社会，为官清正，有爱国思想，泽及群论崇雅望；值新暑期做事负责，无当差气习，添居契未仰高风”。

        其十，官邸遗存。

       丁贵堂旧居位于汾阳路45号，建于1932年。由协澄洋行设计，辛丰记营造厂承建，为典型的西班牙式建筑风格的花园住宅，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36平方米。建筑为假三层砖混结构，正立面竖三段划分，中间底层为三个连续拱券敞廊，以四根圆柱支撑。一层和三层山墙上均有三扇圆拱帕拉第奥式长窗，窗间饰螺旋形柱。二层阳台上为绞绳式铸铁栏杆。白色粉墙，红瓦缓坡顶开单坡老虎窗，屋檐有连续小圈作装饰。主屋东侧有二重拱行门。左右两侧有附屋。

       原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现上海海关学院，已经迁往浦东）校址为丁贵堂住宅。